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

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，相信大家都会汉代文学以及儒学都有了一些了解，可是同学们明白汉代文学和儒学的关系吗？下面是我们学大教育编辑的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，希望能够给同学们带来一些帮助。

一、讽谏说

汉代《诗经》学的发达间接地促成了汉赋中的颂扬与讽谏两大功能。《诗经》中的《颂》无疑就是歌颂王室的作品，这与汉赋歌颂统治者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。汉代经学家对《诗经》的道德诠释更凸显了讽谏的功能，而汉赋中最为后世文评家所瞩目的也是赋中的讽谏功能。讽谏说其来有自，不仅儒家的文学经典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和《小雅》的许多诗篇明显地就是讽刺当时的政治与社会，同时在政治上对君主讽谏也是儒家传统之一。据《国语·周语》，邵公谏厉王说：

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……

厉王不听。于是国莫敢出言，三年，乃相与畔，袭厉王。厉王出奔于彘。

这段话说明了古代天子听政，而公卿、列士、瞽、史、师、瞍，乃至百工庶人等等，虽然身份互有高低，职业各有不同，却都应由不同管道和形式来进行讽谏。《荀子·赋篇》也提出：“天下不治，请陈@②诗。”也显示儒家为民请命，以讽谏君主为己任的道德观。在风格上，大赋虽然惊彩绝艳，驰骋文藻，但其最终目的却是对统治者进行讽谏。西汉初期的赋如枚乘的《七发》，就是为了讽谏贵族所作的。《七发》文采灿烂，可明显看出其思想本质并未完全受到儒家影响。枚乘所提出的方术之士，都是道家或者神秘家，孔子孟子虽占有一席之地，但并非主导地位。作者心中的理想是倾向道家的，而儒家则是次要的;他认为道家的要言妙道才能治疗太子的沉疴。足见汉朝初期儒学尚未兴盛，反映在文学上则呈百家并存的现象。但是到了武帝时期，儒学就成为百家思想的领袖，自此赋家都秉承着诗教之旨与讽喻之用来作赋。

例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和《上林赋》中，就用儒家理想来劝戒君主，而道家则遭摈斥不用。在生动地描绘了天子校猎的盛大场面之后，作者借无是公之口对皇帝提出了委婉的忠告：

于是酒中乐酣，天子芒然而思，似若有亡，曰：“嗟乎，此大奢侈!朕以览听余闲，无事弃日，顺天道以杀伐，时休息于此，恐后世靡丽，遂往而不返，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。”于是乎乃解酒罢猎，而命有司曰：“地可垦辟，悉为农郊，以赡氓隶，@③墙填堑，使山泽之人得至焉。实陂池而勿禁，虚宫馆而勿仞。发仓廪以救贫穷，补不足，恤鳏寡，存孤独，出德号，省刑罚，改制度，易服色，革正朔，与天下为更始。”

这段话代表了汉代赋家典型的讽谏方式，那就是“以颂为讽”的原则。这也符合汉儒对文学的道德观点。《毛诗·大序》云：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”所谓“谲谏”代表了整个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精神。根据郑玄笺曰：“谲谏，咏歌依违不直谏。”要求诗人要委婉地劝戒君主。班固也说“讽喻”而不说“讽谏”，正与“谲谏”委婉之意不谋而合。因为汉代赋家地位卑微，为了避祸全身，将讽刺隐藏于歌咏之下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以此反观《上林赋》的结尾，司马相如实已委曲求全到了极点，他竟然虚拟君主在酒酣耳热之际，反省自我，而决定放弃狩猎，接着开始注重农业生产，救济天下贫穷，这完全是孔孟儒家的爱民重农理想的发挥。然后又谈到改革制度，变换服色，革正历法，这与汉文帝时贾谊所提出的“定制度，兴礼乐”以及“色尚黄，数用五”一套儒家的礼制如出一辙。扬雄的《羽猎赋》也有类似的描写，不予赘述。

司马相如的赋作和扬雄、班固的大赋的共同特色是都含有儒家的政治理想。不管是为了歌功颂德，或是为了进行间接讽喻，他们都反映了儒家经典中所阐述的道德理想。不仅思想受到儒学影响，并且在结语中大量使用儒家典籍中的典故。而东汉的赋篇之中，更混杂经学及纬学思想，如封禅、祥瑞、符命、礼仪(明堂，辟雍)等特殊题材，而成为一种传统。

扬雄对赋中的讽谏特意加以批评，他说：“雄以为赋者，将以风也，必推类而言，极丽靡之辞，闳侈钜衍，竞于使人不能加也，既乃归之于正，然览者已过矣。往时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上《大人赋》，欲以风，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。由是言之，赋劝而不止，明矣。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，非法度所存，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，于是辍不复为。”〔1〕(《汉书·扬雄传》)但是司马迁却为辞赋辩解说：“相如虽多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引之节俭，此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。”〔2〕(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)班固则与司马迁持有同样的意见。历来学者也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其实深究汉赋，固然辞彩富艳难踪，有违儒家文质彬彬之旨，但其委婉劝谏统治者的意旨，是不可抹煞的。而且这种讽谏精神是源自儒家实用的文学观，是文学、道德和政教的结合，司马迁的观点就得自汉儒解经的传统。从《春秋》的一字褒贬，到《诗经》中的变风变雅，然后再到两汉辞赋的讽谏，都是这种讽刺文学观的表现。

二、颂扬说

班固的《两都赋序》清楚指出献赋的目的在于：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。雍容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亦雅颂之亚也。”汉代大赋如京都、校猎等题材，都肩负这两项任务：一方面颂扬大汉帝国的雄伟壮丽，弘扬天子声威;一方面则在对君主进行讽谏。汉武帝在元光元年的贤良诏中，就明白说出希望臣下能尽力歌颂先帝之德：

“朕闻昔在唐虞，画象而民不犯，日月所烛，莫不率俾。周之成康，刑错不用，德及鸟兽，教通四海……氐羌徕服。星辰不孛，日月不蚀，山陵不崩，川谷不塞;麟凤在郊薮，河洛出图书。呜呼，何施而臻此与!今朕获奉宗庙，夙兴以求，夜寐以思，若涉渊水，未知所济。猗与伟与!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，上参尧舜，下配三王!朕之不敏，不能远德，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。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，受策察问，咸以书对，著之于篇，朕亲览焉。”于是董仲舒、公孙弘等出焉。

汉武帝志得意满之时，将汉朝历代皇帝与儒家圣王三皇尧舜相提并论，表面上自称寡德之人，其实暗地里却将自己与古代圣贤并列，足见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他心目中所想倡导宣扬的。武帝在贤良对策中要求臣子列述古往今来的帝王功绩，无疑是引导下属来歌颂王朝，这样的态度势必成为当时官方文学写作的指导纲领。赋家地位卑微，更是望风披靡，蜂起并作。诏文中提及的麟凤祥瑞与河图洛书则属于谶纬传统里的神物。这种谶纬倾向到东汉大赋中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，因为谶纬在东汉时期逐渐渗入儒家主流，东汉光武帝刘秀即是长于利用谶纬的开国君主。

西汉时期京都之赋尚未出现，大赋之中，歌颂皇帝与王朝的赋作主要是校猎之赋。最早的京都赋可能是扬雄的《蜀都赋》，收于《古文苑》，已经残缺不全，看不出有颂扬朝廷之处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和《上林赋》不但树立了汉赋校猎之赋的典型，同时也是颂扬帝王的登峰造极之作。作者从几个方面来歌咏皇帝的形象与功绩，首先是夸耀苑囿之壮观无俦，直有囊括四海之意。赋篇集中描写周遭景物，山水之胜，建筑之美，罗列四时花果，奇禽异兽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华丽壮观无以复加。辽阔无边的上林苑实际上是大汉帝国的缩影，炫耀苑囿之广大就相当于弘扬大汉天威。其次便是叙述天子校猎的英姿，坐乘玉，由传说中的善御者来驾驭天子的法驾，由历史上的勇士开路，生擒猛兽，手搏熊豹，追赶猎物，最后猎得满山满谷的猎物，回转行宫，置酒作乐。这些校猎赋旨在颂扬天子英姿神威。这些设计都成为后世模仿的对象。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结语中将汉武帝描绘成儒家思想中的圣王形象：

于是历吉日以斋戒，袭朝服，乘法驾，建华旗，鸣玉鸾，游于六艺之囿，驰骛乎仁义之涂，览观《春秋》之林，射《狸首》，兼《驺虞》，弋玄鹤，舞干戚……悲《伐檀》，乐乐胥，修容乎《礼》园，翱翔乎《书圃》，述《易》道，放怪兽，登明堂，坐清庙，次群臣，奏得失，四海之内，靡不受获。于斯之时，天下大说，乡风而听，随流而化，@④然兴道而迁义，刑错而不用，德隆于三皇，功羡于五帝。若此，故猎乃可喜也。

从以上可看出，作者对儒家理想仁义礼仪的重视。他将五经的名称巧妙地融入篇章，将天子形容为浸润于儒学经典之中的儒者，以五经治天下，使百姓蒙受德泽。其中所提到的明堂更是儒家礼节制度的精华所在，传说明堂取法天地之象，圆顶方基，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，举凡朝会、祭祀、选士、养老、教学等国家大典都在此举行，是儒家礼法制度的重点;清庙也就是太庙，是明堂的一部分。另外，“玄鹤”据《尚书大传》是指舜帝的一种舞名，“干戚”据《周礼》记载是一种展示武艺的舞蹈，这两者不仅是祥瑞的舞名，同时也象征文武与礼乐调和。接着《狸首》和《驺虞》则分指天子与诸侯举行射礼时演奏的乐章，司马相如煞费苦心，以五经的各种典故来强调天子一举一动都合乎儒家礼节，表现对儒家世界的向往。这种儒家典故的集中运用形成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，不仅暗示了赋家对政治的理想，并且蕴涵了整个汉代的意识形态，在汉代校猎和京都大赋的结构中成为一大特色。

《上林赋》虽以校猎为题材，但其重要的道德教训则隐藏于结尾，作者所塑造的帝王形象完全是以儒家理想中的圣王为基础，证明儒家思想对汉赋的深刻影响。董仲舒治《春秋公羊传》，正是以阴阳灾异解释儒家典籍，他于公元前134年主张“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”，为汉武帝所接受。他的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，杂以阴阳五行，提出天人感应之说，建立灾异符瑞的系统。随后纬学与经学合流，图谶思想勃兴，而表现在辞赋文学上，则是东汉大赋对汉王朝的歌颂，从纯粹儒家思想转而更集中于礼节仪式方面来发挥。在此时期，长篇巨制的辞赋主要是京都之赋，歌颂的对象是汉代首都——帝国的缩影。其中以班固的《两都赋》和张衡的《二京赋》最为著称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：“京殿苑猎，述行序志，并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。”说明了察量国都体制与规划田野乃是京都之赋的要旨及重大作用。儒家礼制的典籍《周礼·天官》开宗明义就说：“惟王建国，辨正方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”刘勰使用的词汇和典故来自《周礼》，而两者都指出京都之赋的政治使命在于称扬汉朝的辉煌，如同上林苑一般，首都也代表了整个大汉的版图。美国康达维教授(David　R.Knechtges)指出，东汉主要的赋家如班固、傅毅、崔@⑤、李尤，都清楚地认识到赋颂同体的原则，他们作赋的目的就是歌颂汉朝。两汉辞赋都充满了歌功颂德之作(包含赋、颂、铭等各类文体)。而东汉与西汉作品的差别，就在于东汉之赋特别强调礼仪(ritual)，尤其着重于描写所谓“三雍”的礼仪建筑(明堂、辟雍、灵台)，并且将汉代帝王的形象塑造为文化的创造者与文质彬彬的儒家圣贤(见David　R.Knechtges，“In　Praise　of　the　Han：The　Eastern　Capital　Fu　by　Pan　Kuand　His　Contemporaries，”收在Thought　and　Law　in　Qin　and　Han　China，edited　by　W.L.Idema　and　E.Zurcher(Leiden：E.J.Brill，1990)页118-139，这篇文章是对本主题最详尽透彻的讨论，本文许多观点都采自康教授之鸿文，特此声明。。例如班固在他的《东都赋》中，就从儒家的角度来极力称颂光武帝的政治成就：

且夫建武之元，天地革命，四海之内，更造夫妇，肇有父子。君臣初建，人伦@⑥，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皇德也。分州土，立市朝，作舟舆，造器械，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。龚行天罚，应天顺人，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。迁都改邑，有殷宗中兴之则焉。即土之中，有周成隆平之制焉。不阶尺土一人之柄，同符乎高祖。克己复礼，以奉始终，允恭乎孝文。宪章稽古，封岱勒成，仪炳乎世宗。案六经而校德，眇古昔而论功，仁圣之事既该，而帝王之道备矣。

班固首先用伏羲、黄帝、商汤、周武王、殷高宗盘庚和周成王等，来比喻东汉光武帝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。因为在文中作者所注重的是这些古代帝王的文化成就，而不是他们如何横扫群雄，逐鹿中原。他们的丰功伟绩是建设而不是破坏，带来的是社会秩序而不是暴乱。这是儒家所一贯推崇的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直至周公一脉传承的美德。其次又用殷高宗盘庚迁都安阳和周成王建都洛邑的典故，来形容光武帝定都洛阳的盛举，而整个《东都赋》的意旨就在说明洛阳的道德品质高于长安。光武帝和先圣先贤一样，所凭借的是文化的力量，而不是分封之地或者世袭之权来中兴汉室。班固一再指出光武帝效法古礼，刻石碑，封泰山，遵守六经，行仁政。接着继续从儒家礼仪的角度来盛赞明帝的道德成就：

至乎永平之际，重熙而累洽。盛三雍之上仪，修衮龙之法服。铺鸿藻，信景铄，扬世庙，正雅乐。明堂、辟雍、灵台(三雍)是公元56年，由光武帝下令建造的。前文已提过明堂是儒家政治礼仪的结晶，传说为上古先王所设计;而辟雍则包含太学，是儒家学术的重心，汉代养老及大射两项重要典礼在此举行，都是儒家行仁政的象征典礼;灵台传为周文王所建，东汉皇帝登临此台以观察天文星相。从以上这些片断引文，我们可看出经学纬学交错的东汉儒家思想在汉赋中的重大影响。

以上就是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同学们通过这篇文章的阅读，对汉代文学以及儒学都有更深的理解，并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语文学习中去。